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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南巡讲话: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 万里立了功

发布日期:2019-05-17 23:2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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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78,142,187.11元,比期初减少46.69%,主要原因是本期票据到期托收减少,薪酬、税费等支付金额增加,货币资金余额减少。

  1979年7月,75岁的邓小平登黄山。他不许封山,不时有游客前来合影。随行人员中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笑着问:“小平同志,我从没跟你正经照过相,要不来一张?”于是,两人就在迎客松下合了影。白发老人是时任安徽省委万里,那年63岁。近40年后,万里长子万伯翱向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详细讲述了这一幕,并且说:“毛毛(邓小平女儿邓榕)对我讲,‘那时候,我爸爸到黄山当然是去支持你爸爸的’。”

  那时候,是万里主政安徽两年后,距离他被调回中央、把安徽农村改革的经验推广到全国还有半年。1992年,邓小平在深圳、珠海视察时说:“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,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。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。”是为回响。

  原中房集团董事长、曾任万里秘书的孟晓苏认为:“改革从安徽开始,就是从万里同志开始。在邓小平的领导下,万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闯将。”

  历史曾有另一种可能。“‘’被打倒后,我们听说的是,他要被调到湖北省去当。临走前,他拜访了即将复出的小平。小平让他再等等,认为去安徽比湖北合适。”万伯翱沉吟了片刻,“考虑的可能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吧。”

  万里第一次引起邓小平的注意,是在1946年。当时邓小平是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、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,而万里是冀鲁豫6个地委书记中的一个,并兼军分区政治委员。两人是上下级关系,交往却不多。直到全面内战爆发,邓小平注意到,有些地方必需品的供应比另一些地方好得多,调查后发现,原来是万里在协助动员当地百姓。邓小平自此对万里有了务实、能干的印象,两人亦成了一生的亲密战友。

  出于尊敬,万里在赴任前去看望邓小平;基于信任,邓小平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,派万里去安徽这个“老大难”的地方。安徽自古便是农业大省,也是“左倾”错误泛滥的重灾区,即便“”被粉碎,当时安徽的主要领导人仍制造“安徽特殊”论,抵制揭批“”,导致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。在邓小平的助推下,万里走上了极难也极关键的位子——1977年6月,中共中央决定万里任安徽省委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、安徽省革委会主任。

  在任命下发的当天,万里带着中央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,离开北京。

  很多年后,万里曾说自己有过两把“尚方宝剑”,一把是1975年整顿铁路时的中央9号文件,一把是解决安徽问题时的“中央发电”和“中央领导关于解决安徽省问题的指示”。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,“尚方宝剑”固然重要,持剑之人的雷厉风行、披荆斩棘更不可少。

  初到安徽,上有“文革”流毒四溢,下有基层情况不明。万里先是拨乱反正,调走“文革”中“支左”地方的军队干部,解决遗留问题。紧接着,他建立健全各级领导班子,与顾卓新、赵守一、袁振等人组成了新的省委常委会。

  更迫切的是,万里想了解安徽人民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。他从皖南到皖东再到淮北,在地图上走出了一条蜿蜒几千里的线年。那时万里已是国务院副总理并主管农业,每年仍会花大量时间下乡调研,而孟晓苏经常随行。在向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讲述时,他依然十分怀念:“万里同志从来轻车简从,不愿提前打招呼,也不愿跟着地方安排好的路线走。有时下面干部安排了,他非要比原定路线再多走几步,于是看到了真实情况。他要真正地接触到人民群众,听到真心话。那时他在农村开座谈会,一个屋子满满当当都是人,农民有的坐在板凳上,有的蹲在地上,还有人站在桌子上。万里同志用朴实的话来问,农民群众敞开心扉回答,王中王心水论坛!有啥说啥,百无禁忌。”

  2018年11月15日,曾任万里秘书的孟晓苏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。(本刊记者 侯欣颖 / 摄)

  这样的热烈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。最初在安徽,他遇村停车,徒步进庄,所见都是草屋茅棚。万里走进农家,黑漆漆的,一家人盖着一床破被,无人下床,因为凑不齐一身完整的衣裤。锅里是不知道用什么做成的黑糊糊的一团。他尝了一口,难以下咽。这户人家面对意外来客,既不好奇,也不害怕,只是一脸麻木。

  万里还在路途中遇到过一名年轻的农民,问他有什么要求。农民掀起衣服,拍拍肚皮说:“没有别的要求,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!”万里说,这个要求太低了,问他还有什么要求,农民又拍了拍肚皮:“里面少装点儿山芋(红薯)干子!”

  “老爷子说起时眼泪直掉。解放这么多年了,咱们老百姓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,他觉得很对不起老百姓。这份内疚使他迫切地想改变农村的面貌。”父亲的眼泪深深印在了万伯翱的记忆里。

  1977年11月,安徽省委制定出《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》,即拉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“省委六条”。这份文件尊重农民自主权,突破了禁区。文件下发后,干部在台上宣讲“省委六条”,人们在台下听。台上念完了,台下就喊“再念一遍!”这文件和过去的官样文章完全不一样。念到关键的地方,比如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,台下又喊“念慢点儿!”有记者问来听宣讲的老汉:“这六条,哪一条你最高兴?”老汉笑着说:“我都高兴!”

  1978年夏,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席卷全国。几乎与此同时,万里也在安徽寻找他的真理标准。当时,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,秋种岌岌可危,直接危及第二年的夏收。

  万里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。省委经过讨论作出“借地度荒”的决定——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,借给社员种麦种菜——“借”实际上就是“包”,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基础。

  肥西县山南公社由万里亲自选定,成为包产到户试点。而在其东北部的凤阳县小岗村,18户农民冒着犯法坐牢的风险立下契约,分田、分农具,包干到户。山南公社在第二年产量大增,小岗村的农户也摆脱了长期出外讨饭的命运,迎来了农业大丰收。实践给出了自己的历史答案。万里说:“我们的实际行动就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表态,口头表态是个形式,重要的是实际行动。”

  万里几次来到山南,与群众交流。他问山南公社干部:“搞包产到户,你怕不怕?”干部答:“是有点怕!”万里坚定地答:“不要怕,在你们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,我是点过头的!”县委要强行收回包产田,农民硬是不交。万里得知后作了指示:山南包产到户试点是省委决定,如果有什么错误由省委领导,首先是我来承担。小岗村也被批“开倒车”。万里当即表示:“地委能批准你们干3年,我批准你们干5年。”有乡干部问万里:“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搞包干到户可中?”万里说:“可以,只要对国家有利,对人民有利,哪个学都行!”

  万里不是不清楚自己面对的风险。“他对我母亲说:‘我可能再次被打倒,但历史会给我平反!’”万伯翱感慨道,“家里人当然担心。他如果被打倒,我那时的军装就得脱。但他很坚定。明明有办法能让人吃上饭、穿上衣,为什么不干?”孟晓苏也心有戚戚:“万里同志用两年半的时间,干出了天大的事。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未断,迫切地想为他们改变现状,于是可以把个人荣辱放在一边,敢做敢干。这是改革者的担当。”

  1980年1月,万里在安徽省委召开的农业会议上,就农村建立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发表意见,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。

  “1980年2月后,他调回了中央,很快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。”孟晓苏答。

  据万伯翱回忆,在安徽工作的万里回京开会时,都会拜访邓小平。万里自己也说:“亏了小平同志支持,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,他表示同意,可以试验。出了成果之后,他公开表示支持。”

  万里被调回中央主管农业工作,显然是邓小平想让安徽的星星之火形成改革的燎原之势。选定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,经过了深思熟虑。1984年,邓小平会见挪威首相时说:“我们制定了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,翻两番在城市来说是不困难的,但对占80%人口的农村来说就是很大一个问题了。这就是我们决定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的根据。果然,3年就见效。农村改革见效鼓舞了我们,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,使我们对进行全面改革增加了信心,也给我们进行全面改革创造了条件,提出了新的要求。”

  万里与邓小平的合作可谓轻车熟路。早在1950年,邓小平担任西南局书记时,万里就被点为西南地区工业部副部长、部长,负责发展当地的工业生产;到了1975年四届人大上,邓小平复出,并把铁路系统当作全面整顿的突破口,又是万里,被放在了铁道部部长的关键位置,仅用半年时间就让全国火车装载和安全正点率大幅上升。

  这是两人又一次合作,但开局不顺利。1980年4月,安徽省委在芜湖市铁山宾馆召开南三区地市委书记碰头会。“如果户比组、比队优越,那社会主义怎么干呢?”“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,社会主义就不灵了?包产到户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,限制在一定条件下,允许搞的。”……会议上的发言汇成了一个腔调:包产到户姓“资”不姓“社”,不符合中央精神,不能再搞了。这样的争论在芜湖会议的前后,从中央到地方,都有发生。

  紧要关头,1980年5月31日,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谈话,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。“农村政策放宽以后,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,效果很好,变化很快。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,增产幅度很大。‘凤阳花鼓’中唱的那个凤阳县,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,也是一年翻身,改变面貌。有的同志担心,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。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。”万里后来感慨道:“总之,中国农村改革,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,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争,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谈话,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,还可能会被扑灭。”

  邓小平这篇《关于农村政策问题》的谈话稳住了动荡的局面,为万里扫除了后顾之忧。

  1981年3月11日,万里来到农业部,对农业部前段时间的工作,特别对某些领导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他建议农口领导到农村去看看,“我们有些人挣了工资,吃饱了饭,凭老经验,凭主观想象,呆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,不行!要亲自到下边去调查,去看看,否则思想认识很难统一”。这次批评,成为中央负责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思想转折点。

  大批的领导干部走进农村,走入人民群众之间,切实地调查,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。1982年1月1日,中央发布了指导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,明确指出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。“第一个1号文件只是因为年底前来不及发了,就放到了次年年初。结果发出来后才知道,农民和基层干部有一个认识,说1号就是天字第一号,说明中央特别重视农业工作。最后我们就适应了农民的理解,此后都是年初发文件,一直到1986年,共发了五个1号文件。”孟晓苏参与了最后三个1号文件的相关工作。在他看来,1号文件是在研究了农民、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后,中央据此及时地调整政策。“第一个1号文件发出时,还实行的是1978年宪法,还在要求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。按照万里同志的说法,我们是用去鼓励和规范农民生产发展,最终我们改变了法律。”1985年,人民公社制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  孟晓苏曾对万里说:“是您发明了农村承包制。”万里摇摇头:“哪是我发明的?那是农民群众发明的,我不过支持了农民。”这份支持背后,是勇气,亦是魄力。当历史大潮奔涌至此,他勇敢地打开了这道闸,于是改革的大潮再不回返。

  2002年春节,万里最后一次去广东。此行,他只见了3个人。一位是病重的“老伙计”,一位是“老相识”任仲夷,最后一位在深圳莲花山上。万伯翱扶着85岁的父亲沿阶而上,来到了邓小平的青铜雕像前。万里让儿子松开搀扶,独自立在寒风中手持一把鲜花,凝神静默了一会儿,深深地鞠了一躬。“我从未见他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怀念。”